招募、收编土匪、黑社会曾是军阀扩充兵力的捷径，如此一来，人财物都齐了，不用花精力培训，“拣现成”的，是件好事;但是如此做法问题也很多，有时也会变成坏事。
江湖人士游离于政治权力之外，有很多不同于主流社会的观念和行为，其中一条，就是喜欢“桃园结义”“异姓结盟”。尤其在军队中，戎马倥偬、南北征战，时刻都有性命之虞，最容易将人际关系内化为类似血缘关系的兄弟，获得认同感、安全感。但这也容易将军队“江湖化”，形成派系和小团体利益，影响到军队团结和主帅的令行禁止，严重的还会闹出骚乱哗变——这就是“拣现成”的坏处了。
所以，只要条件允许，别说官军，哪怕是军阀，也不愿意招收土匪黑社会入伍。北洋时期军阀混战，各军阀都极尽所能地扩充实力，兵源日枯，才会将大量土匪黑社会招至麾下。事实证明，这样做有很多弊病，如孙殿英动不动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哗变脱离，按军法处置是要杀头的。而在那个动乱的时代，主帅无力也无暇惩罚他，终于拿他没有办法。
当然，对江湖“异姓结盟”这一点利用得好，也有积极作用，能牢固地将军队成员结合在一起，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曾国藩在招收湘军时，也曾注意到了招收土匪黑社会，或是具有土匪黑社会性质的“丁勇”的危害性，虽有严格的挑选制度，但黑社会“哥老会”还是大量侵淫进来，致使湘军变得“黑社会化”。镇压太平天国后，要裁撤湘军时，带来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。
曾国藩在选拔营官、招募丁勇时，有一套严格的制度与方法，明文规定招募那些“朴实而有农民土气者”的偏僻山农，反对招募城里、集镇码头之人。因为偏僻山农既穷苦又纯朴，因为穷苦，当兵能混口饭吃;因为纯朴，他们听话好差遣，便于管理。相反，城里人如果有正业的，小日子过得优哉游哉，不愿意当兵;愿意当兵的多是地痞流氓无赖之徒，没什么稳定的生计来源。
其他湘军将领出于同样的考虑，招募丁勇强调“出身”，以保持军队的纯洁性。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底，胡林翼让鲍超赴湖南募勇，成立“霆营”（鲍超字春霆），一再叮咛“勇丁须以山乡为上，近城市者最难用”，建议鲍超到落后的江华、道州、新宁等湘南山区去募勇。
不同于政府募勇的又一特别之处是，曾国藩制定了“兵由将招”的招募制度。为曾国藩当幕僚达20年之久的王定安在《湘军记》一书中有记述：“帅立军，拣统领一人，檄募若干营。统领自拣营官，营官拣哨官，以次下之，帅不为制。一军之权全付统领，大帅不为遥制;一营之权全付营官，统领不为遥制。故一营之中，指臂相联，弁勇视营哨，营哨视统领，统领视大帅，皆如子弟之事父兄焉。或帅欲易统领，则并其军撤之，而令新统领自拣营官如前制。或即其地募其人，分別汰留，遂成新军，不相沿袭也。”也就是说，湘军的招募不是统一征招，而是大将选小将，小将选士兵，就像发展线人一样组建军队，线在人在，线断人去。故王闿运说湘军：“其将死，其军散，其将存，其军完。”
既然如此，哨官肯定挑选跟自己“有关系”之人，如同乡、亲人、师友等。同样地，营官、统领、大帅也大多如法炮制。
此做法恐怕是当时的时势使然：其一，曾国藩的“募兵制”吸取了清廷绿营的教训，而多有创新。清代绿营是世袭兵制，父子相承，当兵为业，一般不向外招募。到咸丰时，绿营已非常腐败：“胜不相让，败不相救，且往往私斗甚勇，而公战则怯，所征调则东省一百，西省五十，几同乌合。将与将不合，卒与卒不识。”（《曾国藩传》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）曾国藩创立“兵由将招”制度正好可以克服绿营的毛病。
其二，朝廷派曾国藩这些士人来“帮办团练”，实质上就是政府承认士人有权建立私人武装组织，帮助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。而为了适应组建私人武装的要求，就必须军队层层私有，如此才能形成从将领到营哨的层层激励，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手中的军队作为将来晋阶的筹码。要是“兵为国有”，而不是“兵为将有”，各级将领招募丁勇的积极性就大打折扣了。对丁勇来说，他们也欢迎这种基于私人情谊的组织形式，因为招募的多半是有地缘、亲缘等关系的人，彼此知根知底，至少看在熟人关系上，不会随便亏待自己。
再有，这种私有化的组织形式类似搞“承包”，只要团队能攻城拔寨打胜仗，朝廷提拔他们的将领，奖赏他们的团队，丁勇们也能水涨船高，得到好处，说不准还能捞到一官半职。要是“兵为国有”，搞大充公，在军营中举目无“亲”，不光自己出头的日子难盼，受到非人的对待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为了便于组织控制，曾国藩还规定所招各丁勇，必须“取具保结”，将丁勇父母、兄弟、妻、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。所招一营，一般均为同一县之人。这就在“私人情谊”原则外，增加了一个“地域原则”，更加剧了湘军的宗法关系和私有化程度，以至于湘军各部成为了以熟人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的武装集团。曾国藩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创新，曾说：“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，皆若受其私惠，平日既有恩谊相孚，临阵自能患难相顾。”这并不是自吹自擂，王闿运在论及湘军的优点时也说：“湘军之可贵者，各有宗派，故上下相亲。”
然而，湘军后来出现的种种问题，正是“各有宗派，上下相亲”的军队私有化体制所致。我们且看这种体制，是如何让哥老会混进湘军，进而对军队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。
随着镇压太平军力量的扩大，兵源日益吃紧——湘军自建军以来至攻占天京，阵亡病故伤残约八九十万人，以湖南一省提供如此巨额青壮年，兵源肯定紧张。另一个原因是，一旦统领死了，该队伍就得遣散，需要重新招募。兵将都不是那么好招，曾国藩曾哀叹：“朝取夕取，网罗殆尽，刻下不特将领难得，即招募精壮勇丁，亦觉难以集事。”一些将领只好把一些流氓地痞，甚至“哥老会”成员也招了进来。有学者作过统计：在霆军中做过统领或营官的有13人，其中湖南籍6人，四川籍4人，籍贯不明者3人。四川籍约占一半。
“哥老会”本来是黑社会，在四川地区哥老会叫“袍哥”。“袍哥即烧香结盟之党也。流于匪类者，谓之会匪。普通之名词，皆称袍哥”。在湘军的招募中，哥老会大量潜入，潜入本来也没有什么，完全可以进行正规化改造，可湘军的体制非但不利于对哥老会的改造，还为其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。哥老会通过在军中散播患难相助，祸福同当的会党义气，很能俘获人心，在军中造立山名堂名、竖盟旗，建立秘密的哥老会组织，由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组织不断扩大。
“异姓结拜”在清律中是明文禁止的，只是湘军基本上是私人武装，清政府较少插手，而曾国藩对军中“异姓结拜”有过变相支持态度，认为将士应该：“呼吸相顾，痛痒相关，赴火同行，蹈汤同往，胜则举杯酒以让功，败则出死力以相救。贼（指太平军）有誓不相弃之死党，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。”既然鼓励官兵视同死党，而哥老会就是要把会员之间结成死党，两者可谓不谋而合。
军中的哥老会壮大后，势力盘根错节、支干互生，江湖人士的习性日益暴露出来，滋事骚扰时有发生。如1865年5月，安徽徽州府休宁县各营相继闹饷哗变、殴伤道员。据《吴煦档案》记载，同年，杭州湘军蒋益澧部哥老会欲谋杀蒋益澧，抢劫司库，但事泄未成，蒋益澧大肆逮捕哥老会员，杀害30多人，其中包括“二、三品赏职之人”，并搜出哥老会“人名簿子”。且仅在这一年中，各军规模较大的哗变就达十多次，有的部队哗变后，与政府军对抗，最后反加入了太平军余部。骚乱扰民之事也甚多，以致民有“官兵不若长毛”之叹。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哥老会一事，尤为莫大之患。”
湘军将领对军中哥老会并不是没有整治、肃清，早在1859年，曾国藩制定湘军营规时，就提到“禁止结盟拜会：兵勇结盟拜会，鼓众挟制者严究;结拜哥老会，传习邪教者斩！”次年，左宗棠在长沙编练新勇，将勇丁结拜哥老会列为“行军五禁”。可见，湘军将领深刻意识到军队被黑社会侵染的危害，也采取了必要措施来防范。但成效并不理想。军队黑社会化之势已逐渐蔓延，一些统领为了方便带队伍，也加入哥老会，有军官和黑社会老大的双重身份，江湖中的种种弊病就像草树遇到沃土迅猛生长，闹出种种骚乱、哗变并不为奇。
有人说，曾国藩裁撤湘军是为了向清廷表忠心，自己并没有打算手握一支庞大的私人武装，因之并无意对抗朝廷。这确实没错，曾国藩并不打算凭借私人武装向清廷叫板，且对于曾国藩来说，另外两个现实或许更为紧迫：一是湘军赖以生存的后方基地湖南财力匮竭，无钱养兵，必然导致士兵索饷哗变、扰民乱世，曾国藩好不容易积累的政治地位必然难保;二是此时的湘军受哥老会多年浸淫，已经严重黑社会化，弊病重重，难堪重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“裁一勇即节一勇之靡费，亦即销无穷之后患”。
1866年，曾国藩写信给朋友陈鼐说：“幸鄙人见机尚早……两年间，湘勇遣撤将毕，幸全体面，差强人意。否则变端尚多，岂仅微防之闹，成部之叛哉！”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，在客观上形成了功成身退、避免疑忌的效果，受到清廷赞赏，收获了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的圆满人生。
湘军是裁撤了，但哥老会仍在，并影响着中国近代历史进程。譬如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，哥老会就是抗击清军的重要力量，对保路成功起到关键作用。又譬如民国时期，哥老会在川内迅速繁衍，大军阀刘文辉就是袍哥头目，邓锡侯、刘湘、杨森等军阀中，哥老会占绝大多数。有统计称，川军总数中，参加袍哥的占60%。军队黑社会化造成军阀混战，四川连年动荡不安，从1921年至1933年，四川发生了大小战争479次，平均每年达20次以上。
而清末的湘军与淮军，对此后中国政治、军事格局的影响同样深远。有学者就认为，湘、淮军在镇压太平、捻军之后，一部分军队裁撤，大部分留驻各地成为防军，并逐步取代原有的八旗、绿营而成为清朝的常制军队。随此而出现的，是湘、淮军集团控制了全国许多省区地方政府的实权。清朝末年，湘、淮两个集团，分別长期盘踞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、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，形成相当大的地方势力。而后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，正是继承了湘、淮军衣钵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祸国殃民的北洋军阀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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